《显扬隐义》与《真实宝函》-四尼科耶的古疏与疏

《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四部《尼柯耶》的《古疏》与《疏》
Dr. Primoz Pecenko 原著

温宗堃 译

【前记】

本文原名“Līnatthapakāsinī and Sāratthamañjūsā: The Purāṇaṭīkās and the ṭīkās on the four nikāyas”,刊于《巴利圣典协期刊》第27期,2002年,61-113页。由于Pecenko博士建议使用他未经PTS编辑过的原稿。因此本中译乃基于博士给予译者的原稿。博士的原稿与PTS的编辑稿在编辑上的主要差异,在于脚注的编排、与引用资料的标示方式。为了读者方便查回PTS期刊,中译时,脚注的编号仍照PTS期刊,正文中亦附上对应于PTS期刊的页码,如第19页,即标示为“[19]”。译者的补译则记作“〔〕”。

本文之中译承Primoz Pecenko博士慨允授权翻译,特此深致谢意。在翻译过程中,正观出版社的编审委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Primoz Pecenko博士是中生代的巴利学者,毕业自澳洲国家大学(ANU),其博论指导教授是已逝世的de Jung教授。Pecenko博士目前任教于澳洲省立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宗教系,其研究兴趣为巴利语、巴利文注释书、复注、梵语、梵语文献与佛教禅修。其中,最擅长的是巴利复注(或疏)手抄本的文本校订。已出版重要著作、文章有:

1.《增支部疏》(《真义宝函》),三册,Primoz Pecenko编,牛津:巴利圣典协会,1996,1997,1999。

2.〈舍利弗与其著作〉,收于《巴利圣典协会期刊》23期,1997年,159-179页。

3.〈《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四部尼柯耶的《古疏》、《疏》〉。

博士目前正进行的研究计划是,《增支部疏》写本与新发现《增支部古疏》写本的校订出版,以及19世纪缅甸「第五次结集」巴利三藏之电子化工作。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博士亦热衷于佛教禅修,1980年代曾在缅甸马哈希系统与葛印卡系统的禅修中心密集禅修九个月。2004年博士在宗教系教授的课程有初阶、进阶巴利语、梵语、「佛教禅修」等。

 

【正文】

《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

—四部《尼柯耶》的《古疏》与《疏》[1]*

[61]

〔前言〕

巴利书志资料[2]说到前四部《尼柯耶》的《疏》〔或中译复注、再注释〕(ṭīkā)[3]时,有两种情形:

首先,(a)提到不同两组的情形:

(1)较古的一组是称为《显扬隐义》(Līnatthapakāsinī)的四部古疏(purāṇatīkā):

《吉祥悦意-古疏,第一显扬隐义》

Sumaṅgalavilāsinī-purāṇatīkā, Pathamā Līnatthapakāsinī

《破斥犹豫-古疏,第二显扬隐义》

Papañcasūdanī-purāṇatīkā, Dutiyā Līnatthapakāsinī

《显扬真义-古疏,第三显扬隐义》

Sāratthapakāsinī-purāṇatīkā, Tatiyā Līnatthapakāsinī

《满足希求-古疏,第四显扬隐义》

Manorathapūraṇī-purāṇatīkā, Catutthā Līnatthapakāsinī[4]*

(2)较新的一组是称为《真义宝函》(Sāratthamañjūsā)的四部《疏》(ṭīkā):

《吉祥悦意-疏,第一真义宝函》

Sumaṅgalavilāsinī-tīkā, Pathamā Sāratthamañjūsā

《破斥犹豫-疏,第二真义宝函》

Papañcasūdanī-tīkā, Dutiyā Sāratthamañjūsā

《显扬真义-疏,第三真义宝函》

Sāratthapakāsinī-tīkā, Tatiyā Sāratthamañjūsā

《满足希求-疏,第四真义宝函》

Manorathapūraṇī-tīkā, Catutthā Sāratthamañjūsā[5]*

其次,(b)只提到一组。在这一组中,前三部《疏》属于较古的那一组,且被称作《显扬隐义》 (见上述的(a)-(1)),第四部《疏》属于较新的那一组,被称为《真义宝函》(见上述的(a)-(2)):

《吉祥悦意-古疏,第一显扬隐义》

《破斥犹豫-古疏,第二显扬隐义》

《显扬真义-古疏,第三显扬隐义》

《满足希求-疏,第四真义宝函》 [62]

一般认为(称为《显扬隐义》的)《古疏》的作者是法护(Dhamma- pāla) [6],(称为《真义宝函》的)《疏》的作者是Poḷonaruva的舍利弗

(Sāriputta)。[7]虽然根据在缅甸、斯里兰卡许多图书馆里一些关于巴利手抄本的目录[8],这两组《疏》都有手抄写本,但是,只有属于(b)组的《疏》有出版,而属于(a)的其余的《疏》就似乎被忽略了。

本文将分两个部分来讨论四部《尼柯耶》的《疏》。在第一部分(Part 1),我将讨论《尼柯耶疏》的出版本与写本。尤其着重在缅甸文与锡兰文的写本,这些尚未被探讨过。另外,我将讨论「并非如当代巴利学术著作所说的,只有一组《尼柯耶疏》存在,而是两组《尼柯耶疏》皆存在」的可能性。我将特别强调最近发现的《增支疏,第四显扬隐义》(Aṅguttaraṭīkā, Catutthā Sāratthamañjūsā) (Mp-pṭ)的缅甸文写本。我将详细地讨论此写本,它将对四部尼柯耶疏的研究提供一个完全崭新的视点。

在第二部分(Part II),我将比较两部《增支部疏》(Mp-pṭ和Mp-ṭ)里的三章(Ekanipātaṭīkā III-V),从《正法辑录》(Saddhamma-s)里关于《尼柯耶疏》的讯息的观点来分析它们的主要差异。这个比较工作将进一步证明我[63](根基于《正法辑录》的)建议—-极有可能曾经存有两组《尼柯耶疏》,即《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

Part I :书志资料、写本和出版本

1.巴利书志资料里的《疏》

1.1《正法辑录》(Saddhammasaṅgaha)

《正法集录》(saddhamma-s)是所知最古的巴利书志参考书,为Dhammakitti Mahāsāmi在14世纪所编,此编者到访锡兰,成为Dhammakitti的弟子。[9]到访锡兰之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家园,到Yodaya[Ayodaya]市,住在Paramarājā王所建的、称为Laṅkārāma的寺院时,他写了《正法辑录》。」 [10]从《正法辑录》的跋文来看,Dhammakitti Mahāsāmi可能是泰国人,他在古暹罗Ayudhyā (Ayuthaya) 王朝[11]帕罗马王一世(Paramarāja 1 Borommoracha 1(1370-1388))统治时写了《正法辑录》。[12][64]帕罗马王一世「是和(该作者的老师)Dhammakitti同时代的人,后者活在[锡兰王]布瓦奈卡巴户五世(Bhuvanaikabāhu V, 1372-1408)的统治期间。」[13]我们也知道在Ayudhyā时的佛教是锡兰传统的上座部。[14]

《正法辑录》提到两组《尼柯耶疏》,即《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显扬隐义》为porāṇas[15]所撰写,是整个三藏注释书(atthakathā)的复注(subcommentary, atthavaṇṇanā)。[16]第二组四部《尼柯耶》的《疏》,叫作《真义宝函》,是帕拉卡马巴乎一世(Parakkamabāhu I, 1153-86)统治时,由Diṁbulāgala Mahākassapa长老主持的长老(therā bhikkhū)[17]会议所编辑而成,属于整个圣典《疏》的“新”编辑的一部分。Diṁbulāgala Mahākassapa长老是锡兰的第一位僧王[65],也是乌睹巴拉奇里寺(Udumbaragirivihāra)最年长的比丘。[18]整个编辑在一年内完成。[19]

《正法辑录》未提到属于第一组的每部《疏》,但列出了第二组的四部《疏》:

tadanantaram suttantapiṭake Dīgh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Sumaṃgalavilāsiniyā atthavaṇṇanaṃ ārabhitvā mūlabhāsāya Māgadhikāya niruttiyā paṭhama-Sāratthamañjusā nāma atthavaṇṇanam ṭhapesuṃ. tathā Majjhim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Papañcasūdanīyā… dutiya-Sāratthamañjūsā nāma atthavaṇṇana ṭhapesuṃ. tathā Saṃyutt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Sāratthappakāsaniyā… tatiya-Sāratthamañjūsā nāma atthavaṇṇanam ṭhapesuṃ. tathā Aṅguttar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Manorathapūraṇiyā… catuttha-Sārattha-mañjūsā nāma atthavaṇṇanam ṭhapesuṃ.[20]

《正法辑录》解释说,之所以撰写第二组的《疏》(《真义宝函》)乃因为原来的那组(《显扬隐义》)未能满足住在不同国家的比丘的目的」,[21]这是因为许多属于古《疏》的Gaṇṭhipada(讨论艰涩难懂字句的注解性质著作)乃用锡兰语写成,且用摩竭陀语(Māgadhī)写成的已经和Gaṇṭhipada的(巴利)翻译混在一起。[22][66]《显扬隐义》这一组被当作「完整且明白的新复注(atthavaṇṇanā)」之基础,[23]古《疏》里的错误被删除,但它们的精华则完整地保存下来。[24] [67]

 

1.2.帕干碑文(Pagan Inscription)

第二个关于四部《尼柯耶》的《疏》的重要讯息来源是1442年(缅历804年)的帕干碑文,刻于Narapati在位(1442-68)[25]初期,约晚帕拉卡马巴乎一世(Parakkamabāhu, 1153-1186)三个世纪。这个碑文列出299个写本[26],其中包含四部《尼柯耶》的《疏》。

此碑文所提供的《疏》的名称很类似Piṭakat samuiṅḥ (Piṭ-sm)所给的名称(见1.6),[27]而Piṭakat samuiṅḥ所给的名称则很像「第六次结集」(Chaṭṭha- saṅgāyana)的诸《疏》的名称。

碑文将《长部》、《中部》与《相应部》的《疏》记作:

•《长部》的《疏》有三笔:ṭīgā sīlakkhandhavā dīghanikāy(no. 44), ṭīgā mahāvā dīghanikāy(no. 45) and ṭīgā pādheyyavā dīghanikāy (no. 46);[28]

•《中部》的《疏》有三笔:ṭīkā mūlapaṇṇāsa (no. 53), ṭīkā majhima-paṇṇāsa (no. 54)和ṭīgā uparipaṇṇāsa (no. 55);[29]

•《相应部》的《疏》有两笔:ṭīgā sagāthavā saṅyut (no. 63) 和ṭīgā khandhavaggādi saṅyut (no. 65)。[30][68]

提到《增支部》的一段碑文列出两部不同的《疏》:ṭīgā aṅguttuiw krī [mahā] (no. 75)[31]和ṭīgā aṅguttuiw ṅay [culla] (no. 76)。[32]G.H. Luce和Tin Htway将前者译作「《增支部小疏》」,并认为它即是《真义宝函》,后者被译作「《增支部大疏》」。

碑文未提到两组《疏》的名称。

 

1.3. 书史(Gandhavaṃsa)

《书史》(Gv),是较晚期的书,可能为缅甸Araññavasin Nandapaññā[33]约在十七世纪所作。[34][69]此书同时列出《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69]前者被记作:

Dīghanikāyāṭṭhakathādīnaṃ catunnaṃ aṭṭhakathānaṃ Līnatthapakāsinī nāma ṭīkā,[35]

根据《书史》,此书乃法护阿阇黎(Dhammapālācariya)独自撰写而成。[36]

《真义宝函》只被记作Aṅguttaraṭṭhakathāya Sāratthamañjūsā nāma ṭīkā,[37]是舍利弗[38]在Laṅkā王.帕拉卡马巴乎(Parakkamabāhu)的要求下所写的。这本书也被记作Aṅguttaraṭṭhakathāya navā ṭīkāgandho。[39]

依据《书史》,《显扬隐义》包含所有四部《尼柯耶》的《疏》,而《真义宝函》只是《增支部》的《疏》的名称。为了将《真义宝函》和《增支部》的古《疏》区别开来,《真义宝函》也被归为新疏(navā ṭīkā)。这证实帕干碑文所给的讯息,碑文提到这两个《疏》作「小」(ṅay)和「大」(krī)《疏》。[40]但《书史》完全没有提到如在帕干碑文中所提的《真义宝函》的另外三部《疏》(Paṭhamā, Dutiyā 和Tatiyā Sāratthamañjūsā)。

 

1.4.《教史》(Sāsanavaṃsa)

《教史》(Sās)是「召开第五次结集的敏东王(King Min-dōn-min)的〔皇室〕家教Paññāsāmi于1861年所撰写的著作」[41][70],它并未提到两组《疏》的名称(《显扬隐义》和《真义宝函》),只是说:Dīgh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ṭīkā, Majjhim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ṭīkā和Saṃyuttanikāyaṭṭhakathāya是法护阿阇黎所写[42];而Aṅguttara- nikāyaṭīkā是舍利弗长老在帕拉卡马巴乎王( King Parakkamabāhu)的要求下所写。[43]

《教史》没有出作如《正法辑录》里对两组《疏》的区别,也没有如帕干碑文、《书史》区别两部不同的《增支部疏》。但《教史》明白地指出两个作者,这表示在1861年编作《教史》时,所知道的唯一一组《尼柯耶》《疏》包括两类《疏》:法护所作的三部疏:《长部疏》、《中部疏》、《相应部疏》以及舍利弗所作的《增支部疏》。

《教史》也列出另一个较新的《长部疏》,书名记作Sādhujana- vilāsinī (Sv-nṭ)[44] ,作者是僧王Ñāṇābhivaṃsa[45]。[71]

 

1.5.《教史灯》(Sāsanavaṃsadīpa)

《教史灯》(Sās-dīp)是“类似”《教史》的著作,但「讨论锡兰的作者与著作」。[46]Vimalasāra长老于1879年完成此书,并于1880年在科伦坡出版。[47]此书含盖「整个锡兰佛教的历史,一直到公元1802年时缅甸具足戒的引入。」[48]《教史灯》所记关于四部《尼柯耶疏》的讯息和《教史》所记的一样,完全没有提到《正法辑录》与《书史》所说的两组《疏》的名称(《显扬隐义》和《真义宝函》),它只列了一组《疏》,且没提到它的书名;它视法护(Dhammapāla)[49]为《长部疏》、《中部疏》、《相应疏》的作者,舍利弗(Sāriputta)为《增支部疏》的作者。[50]

《教史灯》提到撰写Sādhujanavilāsinī、Sīlakkhandhavagga- abhinavaṭīkā (Sv-nṭ)的Ñāṇābhivaṃsa是「包含《导论疏》(Nettiṭīkā)的许多书」的作者。[51][72]

 

1.6.(Piṭakat samuiṅḥ)

Piṭakat samuiṅḥ (Piṭ-sm)「是Maṅḥ-krīḥ Mahāsirijeyasū, alias ūḥ Yaṃ, ūḥ Yam, 或 ūḥ Ran于1888年所作,此作者是缅甸末代国王的皇室图书馆馆员」,「此书代表一种企图,想要汇集在当时缅甸可取得的一切关于巴利文、缅文著作与其作者的信息。」[52]Piṭ-sm是「这类作品中最新且最棒的著作」;其作者「列了2047项,并提供关于所列著作的额外信息」。[53]

Piṭ-sm列出了和帕干碑文、《书史》所列一样的四部《尼柯耶疏》,如上所述,三者所列的《疏》的名称非常类似。[54]和《书史》一样,Piṭ-sm也提到两组《疏》的名称—《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以及两个作者—法护与舍利弗。Piṭ-sm所列的四部《尼柯耶》[55]《疏》的编号都标有星号,依据此版的Piṭ-sm,这代表所有这些《疏》的写本都保存在仰光国家图书馆。Piṭ-sm如下那样列出《长部》、《中部》、《相应部》的《显扬隐义疏》:

•《长部》的《显扬隐义疏》列有三笔[73]:Sutsīlakkhanṭīkā hoṅḥ, Sutmahāvāṭīkā和Sutpātheyyaṭīkā;[56]

•《中部》的《显扬隐义疏》也列有三笔:Mūlapaṇṇāsaṭīkā, Majjhimapaṇṇāsaṭīkā和Uparipaṇṇāsaṭīkā;[57]

•《相应部》的《显扬隐义疏》有五笔:Sagāthavaggasaṃyutṭīkā, Nidānavaggasaṃyutṭīkā, Khandhavaggasaṃyutṭīkā, Saḷāyatanavaggasaṃyutṭīkā和Mahāvaggasaṃyutṭīkā。[58]

Piṭakat samuiṅḥ列了两部《相应部疏》:一部为法护所写,一部为舍利弗所写。第一部《疏》列得不完整,仅有三笔:Ekaṅguttara- ṭīkā-hoṅḥ、Dukaṅguttara-ṭīkā-hoṅḥ和tIkaṅguttara-ṭīkā-hoṇḥ。虽然它被叫作「古(hoṅḥ)」《疏》,但这里没有提到《显扬隐义》的名称。」[59]依据Piṭ-sm 199,「在缅甸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增支部》〕古《疏》的另外八个写本,即Catukaṅguttara、Pañcaṅguttara…. 和Ekādasaṅguttara的〔古〕《疏》。」[60]

《增支部》的第二部《疏》被记作「新的、改编过的」《疏》(sac),记有以下十一笔[61]:Ekaṅguttaraṭīkāsac、Dukaṅguttaraṭīkāsac, Tikaṅguttaraṭīkāsac… Dasaṅguttaraṭīkāsac、Ekādasaṅguttaraṭīkāsac。Piṭ-sm 202所记的一笔资料[74]提供了关于该《疏》的一些额外讯息:

这个乃由帕干的Narapati王从Jambūdīpa的Tamba[paṇṇi]- dīpa那所取得,是Sirimahāparakkama-bāhu王在位时由一位精通〔佛〕法且有三个名号(Sāriputta、Sāritanuja和Mahāsāmi)的比丘所写。这个新《疏》(ṭīkā sac krī)有11个写本或〔11〕捆,被称作《真义宝函》或《大疏钞》(Mahāṭīkā)。[62]

虽然Piṭ-sm基本上所提供的关于四部《尼柯耶》的《疏》的讯息和帕干碑文、《书史》一样,但是有趣的是,它没有说法护所著的《增支部古疏》是《显扬隐义》的一部分。Piṭ-sm也没有列出《真义宝函》这一组《疏》的前三部《疏》(Sv-ṭ、Ps-ṭ、Spk-ṭ)。

 

1.7.《精审巴利字典》(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最后一个我想引用的书志来源是1948年出版的《精审巴利字典》(CPD)第一册的Epilegomena,页40至41。基本上,它和最早期的书志著作《正法辑录》很类似,因为二者都提到两组完整的《疏》,即《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依据《精审巴利字典》,第一组是法护所写,第二组是Poḷonnaruva的舍利弗所写。《显扬隐义》这一组的《疏》也叫作《古疏》(purāṇaṭīkā (pṭ)),《真义宝函》这一组只叫作《疏》(ṭīkā, (ṭ))。Ñāṇābhivaṃsa所写的《疏》Sādhujanavilāsinī,被称为〔《长部》的〕《新疏》(nāvaṭīkā, nṭ)。关于〔属于《显扬隐义》这组的〕《古疏》之前三部《疏》(Sv-pṭ, Ps-pṭ, Spk-pṭ)、后来的〔属于《真义宝函》这组〕《疏》的第四部《疏》(Mp-ṭ)和《长部》的《新疏》(Sv-nṭ),《精审巴利字典》都提到它们现存已出版的不同版本或写本;[63][75]至于后来的〔《真义宝函》的〕前三部《疏》(Sv-ṭ, Ps-ṭ, Spk-ṛ)[64],则没有言及它们的任何的出版本或写本;属于《古疏》的第四部(Mp-pṭ)则请读者参考Piṭ-sm 199-201。[65]这表示,虽然《精审巴利字典》提到两组的《疏》但是,字典的编辑者实际上只得到四部《疏》:属于《显扬隐义》这组的前三部《疏》和属于《真义宝函》这组的第四部《疏》。

上述关于书志来源的讨论可以列表如下:[76]

表一 书志著作里的四部《尼柯耶疏》。

出处 长部疏 中部、相应部疏 增支部疏 作者
1.1 《正法辑录》(Sad-s)[66](14世纪) pṭ*[67]

ṭ*

pṭ* pṭ*

ṭ* ṭ*

pṭ*

ṭ*

(porāṇas)

长老们(theras)

1.2帕干〔碑文〕

(公元1442年)

(p)ṭ

(p)ṭ (p)ṭ

无 无

pṭ

1.3.《书史》

(17世纪)

pṭ*

pṭ* pṭ*

– –

pṭ*

(n)ṭ*

法护

舍利弗

1.4.《教史》

(1861年)

(p)ṭ

(n)ṭ

(p)ṭ (p)ṭ

无 无

无 无

法护

舍利弗

Ñāṇābhivaṃsa

1.5.《教史灯》

(1880)

(p)ṭ

(nṭ)

(p)ṭ (p)ṭ

无 无

无 无

法护

舍利弗

Ñāṇābhivaṃsa

1.6.PIṭ-sm

(1888)

(p)ṭ*

nṭ

(p)ṭ* (p)ṭ*

无 无

无 无

pṭ

ṭ*

法护

舍利弗

Ñāṇābhivaṃsa

1.7.《精审巴利字典》

(1948)

pṭ*

ṭ*

nṭ

pṭ* pṭ*

ṭ* ṭ*

无 无

pṭ*

ṭ*

法护

舍利弗

Ñāṇābhivaṃsa

2. 四部《尼柯耶》的《疏》的写本与出版本

表一的书志出处可分成三组:1.只提到一组《尼柯耶疏》( 即Sv-pṭ, Ps-pṭ, Spk-pṭ, Mp-ṭ的著作)(见1.4, 1.5);2.列出另外一部《增支部疏》(即Mp-pṭ )的著作(见1.2, 1.3, 1.6);3.列出两组完整的《尼柯耶疏》(较古的一组:Sv-pṭ, Ps-pṭ, Spk-pṭ, Mp-pṭ;较新的一组:Sv-ṭ, Ps-ṭ, Spk-ṭ, Mp-ṭ)的著作(见1.1, 1.7)。在此,我想讨论这两组《尼柯耶疏》的写本与出版本。

 

2.1仅一组的《尼柯耶疏》

《教史》与《教史灯》都只提到一组《疏》[68],这一组包含三部法护所著的「古」《疏》(Sv-pṭ, Ps-pṭ, Spk-pṭ),和另一部「较新」的舍利弗所著的《疏》(Mp-ṭ)。《教史》与《教史灯》未区别《显扬隐义》与《真义宝函》,所有的疏都叫ṭīkā(疏)。除了第六次结集版[69]之外,这些疏还有其它的出版本[70]与写本[71]。因为只有这些(Sv-pṭ, Ps-pṭ, Spk-pṭ, Mp-ṭ )有出版[78],所以它们常被当作是仅存的《尼柯耶疏》。[72]

 

2.2.两部〔不同的〕《增支部疏》

帕干碑文、《书史》和Piṭ-sm,提到另外一部(在《教史》、《教史灯》中没提到的)《疏》,即《增支部》的《古疏》(Mp-pṭ),称为《第四显扬隐义》(Catutthā Līnatthapakāsinī)。

依据最新版的Piṭ-sm (1989出版, §§199-201),仰光的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不全的《增支部古疏》(Mp-pṭ)的写本,它包含〔注解增支部〕前三集的古《疏》。[73]

在1999年12月,笔者到访仰光的国家图书馆以及仰光大学学院的「大学中学图书馆」。我在两个图书馆寻找《满足希求古疏.第四显扬隐义》(Manoratthapūraṇīpurāṇaṭīkā, Catutthā Līnattha- pakāsinī (Mp-pṭ));[79]那时,国家图书馆正在进行搬迁,到另一栋建筑物,我在那里并未找到《满足希求古疏》,但是在大学中央图书馆里,由于U Thaw Kaung的慷慨帮忙,我找到了一捆写本(编号10095),它包含两部《增支部疏》,《满足希求古疏》(Mp-pṭ)和《满足希求疏》(Mp-ṭ)。我在本文第二部分(Part II)详细讨论这个《满足希求古疏》的写本,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满足希求古疏》写本。

 

2.3.两组完整的四部《尼柯耶疏》

《正法辑录》与《精审巴利辞典》提到完整的两组《疏》,《显扬隐义》(Sv-pṭ, Ps-pṭ, Spk-pṭ, Mp-pṭ)与《真义宝函》(Sv-ṭ, Ps-ṭ, Spk-ṭ, Mp-ṭ),多了三部较晚期的《疏》,即《第一真义宝函》(Paṭhamā Sāratthamañjūsā, Sv-ṭ),《第二真义宝函》(Dutiyā Sāratthamañjūsā, Sv-ṭ)和《第三真义宝函》(Tatiyā Sāratthamañjūsā, Spk-ṭ)。

笔者未注意到此三《疏》有任何的出版本;有趣的是,上述的缅甸书志著作也没有提到这三部《疏》。然而,Sōmadāsa的目录Laṅkāvē puskoḷa pot nāmāvaliya (LPP)列了一些Sv-ṭ, Ps-ṭ和Spk-ṭ的写本。[74]因为这个目录也清楚地区别《古疏》(purāṇaṭīkās, Līnatthapakāsinī)和称为《真义宝函》的新《疏》(navaṭīka, dutiyaṭīkā),所以似乎Sōmadāsa和提供他这些写本消息的寺院图书馆员知道这两组《疏》的差异。在LPP将Sv-ṭ, Ps-ṭ, Spk-ṭ记作:

Sv-ṭ:在标题Dīghanikāyadutiyaṭīkā, Paṭhama-Sārattha- mañjūsā下有六个写本:[75]

•1锡兰写本在Tapodhanārāma Purāṇa Mahāvihāraya, Käṭapaḷagoḍa, [80] Karandeṇiya, Vatugedara, Ambalaṃgoḍa (寺院编号348);

•1锡兰写本在Śailabimbārāmaya, Doḍandūva (寺院编号365);

•1锡兰写本在Sundarārāma Mahāvihāraya (Dhammānanda Pustakālaya), Ambalaṃgoḍa (寺院编号371);

•1锡兰写本在Gaṅgārāma Mahāvihāraya, Padavtoṭa, Māhālla, Gālla (寺院编号381);

•1锡兰写本在Subhadrārāma Vihāraya, Murutamurē, Hakmana (寺院编号487);

•1锡兰写本在Kasāgal Rajamahāvihāraya, Uḍayāḷa, Hakuruvela (寺院编号717)。

Ps-ṭ:在Majjhimanikāyanavaṭīkā, Dutiya- Sāratthamañjūsā标题下有八个写本:[76]

•1锡兰写本在Tapassarārāmaya, Moraṭumulla, Moraṭuva (寺院编号64);[77]

•1锡兰写本在Saddharmākara Pirivena, Pinvatta, Pāṇaduraya (寺院编号153);

•1缅甸写本[78]在Vanavāsa Rajamahāvihāraya (Paṇḍitaratna Pirivena), Yātrāmulla, Bentara, Bentoṭa (寺院编号326);

•1锡兰写本在Tapodhanārāma Purāṇa Mahāvihāraya, Käṭapaḷagoḍa, Karandeṇiya, Vatugedara, Ambalaṃgoḍa (寺院编号348);[81]

•1锡兰写本在Śailabimbārāmaya, Doḍandūva (寺院编号365);

•1锡兰写本在 Sirivaḍḍhanārāmaya, Dēvagoḍa, Mādampē, Ambalaṃgoḍa (寺院编号367);

•1锡兰写本在Jinajōtikārāmaya, Mūdavela, Uḍukinda, Forṭ Mekḍonalḍ (寺院编号807);

•1锡兰写本在Sunandārāmaya (Sunandodaya Pirivena), Mādampē, Aṭakaḷanpanna (寺院编号860)

Spk-ṭ:两个写本:

•1锡兰写本在Yaṭagala Rajamahāvihāraya (Heṭṭhāvala Pirivena), Uṇavaṭuna (寺院编号435)[79]

•和Spk-pṭ在同一捆里的锡兰写本,被记作Saṃyuttanikāyaṭīkā [80],藏在Jinajōtikārāmaya, Mūdavela, Uḍukinda, Forṭ Mekḍonalḍ (寺院编号807)

上述在锡兰寺院图书馆里所藏的Sv-ṭ, Ps-ṭ, Spk-ṭ的写本清单指出,《正法辑录》所给的信息可能是正确的。

以上讨论的两组《疏》写本与出版本可以列表如下:[82]

表二:四部《尼柯耶疏》的写本与出版本

《显扬隐义》

Līnatthapakāsinī

《真义宝函》

Sāratthamañjūsā

《长部》/

《吉祥悦意》

(DN/Sv)

Sv-pṭ

出版本: Be 1904-06, 1912, 1915, 1924, Be 1961, Ce 1967, Ee 1970, Ne 1993

写本:3缅甸本,17锡兰本

Sv-ṭ

出版本:无

写本:6锡兰本

《中部》/

《破斥犹豫》(MN/Ps)

Ps-pṭ

出版本:Be 1853, 1961, Ne 1995

写本:3缅甸本、17锡兰本

Ps-ṭ

出版本:无

写本:1缅甸本,7锡兰本

《相应部》/《显扬真义》(SN/Spk) Spk-pṭ

出版本:Be 1961,Ne 1994

写本:2缅甸本、19锡兰本

Spk-ṭ

出版本:无

写本:1缅甸本(?见注79)

《增支部》/《满足希求》(AN/Mp) Mp-pṭ

出版本:无

写本:1缅甸本(见Part 1, 2.2)、另1缅甸本(Piṭ-sm?)

Mp-ṭ

出版本:Be 1910, 1961, Ce 1907, 1930, Ee 1996-, Ne 1996

写本:11缅甸本、13锡兰本

Part II《第四显扬隐义》和《第四真义宝函》

 

1.描述仰光「大学中央图书馆」里的缅甸写本《满足希求古疏》(编号10095)

 

此写本封面的书名提作Aṅguttuirṭīkāsac/ [ Aṅguttuirṭīkā]- hoṅḥ,Piṭ-sm(§§ 199-201, 202-212)也是用相同的名称来抚指「古」(hoṅḥ)和「新」(sac)《增支部疏》。……。每页有十一行,以缅甸字体写成,还有少数的一般缅文写本常见的拼字错误。此写本有两个部分:[83]

(1)ka到ṭhai页(140页)包含《满足希求疏》(Mp-ṭ)的7集疏(seven nipātaṭīkā),从Pañcakanipātaṭīkā开始,结束于Ekādasanipātaṭīkā。[81]在每页的…都有写Aṅguttuirṭīkāsac Pāṭh (du[tiya]),在该段(ṭhai)最后一页记有书名:Aṅguttaramahāṭīkā,也就是《满足希求古疏》。依据末页的跋(colophon),此写本是Paññājotābhidhaja[82]于缅甸1219(公元1857)年于曼德勒Bākarā寺所编,在缅甸1254(公元1892)年时由另外不知名的抄写员加以抄写。

(2)ṭho到po页(共108页)包含「古」《增支部疏》(Aṅguttuirṭīkā- hoṅḥ)。这是我所知的第一个《满足希求古疏》的写本;[83]我也没注意到有任何「古」《尼柯耶疏》的出版本。[84]

此写本只有〔《增支部》〕前三集的《疏》[84],包含Ekanipātaṭīkā的大部分(页ṭho-V, 1. 1到dho-R, 1. 10)[85]、Dukanipātaṭīkā里较长的文段(页dho-R,1.10到na-R, 1.8)[86]和Tikanipātaṭīkā (页na-R, 1.8到po-R, 1.4)。[87]

这个新发现的Mp-pṭ写本的前几页和其他三部「古」《疏》[88]的对应部分完全相同(只有不甚重要的拼字差异),因此和Mp-ṭ[89]十分不同。

最后一页(po)的文句突然在Tikanipātaṭīkā[90]中间就结束,紧接在后的是一个跋文。跋文将书名记作Aṅguttuirṭīkāhoṅḥpāṭh,从「不同的reading」 (saṃsandiy’aññapāṭhehi) 进行文句校勘的编者(visodhaka)是Jotābhināmathera,他住在Maṇipupphara寺。没提到编辑的日期,抄写的日期是缅历1254(公元1892)年。[91][85]

根据《正法辑录》,「古《疏》(Mp-pṭ)是〔编撰〕新《疏》(Mp-ṭ)的基础,但是Mp-pṭ写本里有许多文段和Mp-ṭ对应的部分本质上并不同。在下文Part II, 2-3的部分,笔者将稍微讨论部分文段的同异。

也挺有趣的是,两部《疏》(Mp-pṭ和Mp-ṭ)的写本放在同一捆,这可能表示两部《疏》也许在某段时间曾同时被参考使用,两者互为补助。

 

 

2.《增支部古疏.第四显扬隐义》里的三章

 

这节包含《增支部古疏.第四显扬隐义》(Mp-pṭ,见Part II)的三章,以及Mp-ṭ Ee 1988 II里与此对应的三章里的差异部分:

Mp-pṭ, Eaknipātaṭīkā III:Akammaniyavaggo tatiyo (页ṇu-R, 第5行至ṇu-V, 第5行);比较Mp-ṭ II 36, 1-38, 12里与其对应的部分,即Akammaniyavaggavaṇṇanā;

Mp-pṭ, Ekanipātaṭīkā IV:Adantavaggo catuttho (页ṇu-V, 第5至8行);比较Mp-ṭ II 39, 1-14里的对应部分,即Adantavagga- vaṇṇanā。

Mp-pṭ, Ekanipātaṭīkā V:Anatthavaggo pañcamo (tmb ṇu-V, 第8行至ṇe-R, 第11行);比较Mp-ṭ II, 40, 1-60, 17里的对应部分,即Paṇihita-acchavaggavaṇṇanā。[86]

撰择这三章,乃因为它们证实《正法辑录》里所描述的两部《疏》(Mp-pṭ和Mp-ṭ)之间的差异。我在这里只是对两部《疏》做一个简短、初步的比较,唯有完成整个Mp-pṭ写本的精审编辑并和Mp-ṭ做比较之后,才能做出最终的结论。

以下正文部分是Mp-pṭ的文句,若Mp-pṭ与之有所不同,则记在脚注。Mp-pṭ有两处具有很长的增补(见Part II, 2, 注64 and144),我将其全文放在尾注(见下文Part II, 2, 尾注(1)、(2))。因为Mp-pṭ写本只有少数拼字错误,在此只将所选三章罗马化而未做任何改变。Mp-ṭ在此指Mp-ṭ Ee 1998 II,Mp-pṭ指上文Part II, 1所述的《增支部古疏.第四显扬隐义》(Mp-pṭ)写本。[87]

〔此转写部分,请参见PTS期刊里的文章页87-103〕

 

3. 《满足希求古疏》(Mp-pṭ)与《满足希求疏》(Mp-ṭ)的同、异

 

上文所记《满足希求古疏》(Mp-pṭ)的三章和《满足希求疏》(Mp-ṭ)里对应的部分并不长,只有整个《满足希求古疏》写本的精审编辑完成良后才能做最后的结论。但是,两部《疏》之间的同、异似乎相当符合《正法辑录》里对古、新二《疏》的描述。[92]267

虽然Part II,2所记的Mp-pṭ和Mp-ṭ的文句有时候完全相同或很类似,新《疏》(Mp-ṭ)在许多方面与古疏(Mp-pṭ)相当不同。如上所述(Part II,1)新发现的Mp-pṭ写本首几页的文句和其它三部古《疏》(Sv-pṭ, Ps-pṭ, Spk-pṭ)完全相同(只有一些次要的拼字差异),且在这点上,Mp-pṭ和Mp-ṭ有相当的差异。这表示所讨论的Mp-pṭ写本确实属于较古的《显扬隐义》这一组《疏》。新《疏》(Mp-ṭ)〔对古疏〕有一些增补、改正或删减。

在Mp-ṭ里可看到三种增补:

(1)有些增补是用来厘清疏文的架构,这类的增补常出现在注解某品某经的疏文之开头,在那里,经与品的序号被增补。[104]例如在Part II,页87注90,〔我们看到〕在Mp-ṭ里abhāvitan ti前被补上了tatiyassa [vaggassa] paṭhame [sutte] 。[93]268

(2)有些增补是进一步说明〔Mp-pṭ里〕已有的解释。[94]269

(3)有些增补是解释出自 Mp但未收在Mp-pṭ里的另外的字句。[95]270

Mp-ṭ对古疏(Mp-pṭ)的诸多改正[96]271之中,最重要的,是一段长文[97]272,该段长文彻底地分析并改正Mp-pṭ(Anatthavagga的第一段)[98]273以及那段出自Mp且为古疏Mp-pṭ所评论的文句。在评论终了时,Mp-ṭ针对Mp的那段文句[99]274提供另一种读法,该段文句是Mp-pṭ未能恰当解释的。Mp-ṭ的这个修正较它所取代的〔古疏(Mp-pṭ)里的〕Anatthavagga的第一段多了许多篇幅。很有趣的是, Mp-ṭ引用了许多圣典与后圣典的典籍,包含Ps和Ps-pṭ,同时也引用Mp-pṭ里Anatthavagga的第一段文(也就是它〔用另一段较长的文句予以〕取代的那段文),但是Mp-ṭ以keci pan’ ettha evaṃ vaṇṇayanti〔「对此,某些人如此评论」〕引入那段文句。[100]275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举例来说,Mp-ṭ提到Ps-pṭ时,说tena Vatthasutta-Līnatthappakāsini- yaṃ vuttaṃ〔(因此,在《显扬隐义》对Vatthasutta的注解中,说…)〕[101]276,但是对于也属于《显扬隐义》的Mp-pṭ里的一段文句,只是说「某些人」(keci)。被认为是Mp-ṭ的作者Poḷonna

p-ṭ中,某些出自Mp-pṭ的文句被删略;其中有一些[102]279理应也收在Mp-ṭ之中,不知为何Mp-ṭ将它们省略。但是,它们似乎不如上述的增补与修正那般重要。

上述的比较显示后期的《疏》(Mp-ṭ)比古《疏》( Mp-pṭ)较有组织性(anākula〔不混杂〕)且较完整(paripuṇṇa〔圆满〕)。[103]280

结论

 

从上述对《尼柯耶疏》,尤其是两部《增支部》的写本、出版本的讨论, 我们可以结论说,实际上很可能曾有两组不同的《尼柯耶疏》:较古的一组称为《显扬隐义》(Sv-pṭ, Ps-pṭ, Spk-pṭ, Mp-pṭ),较晚的一组称为《真义宝函》(Sv-ṭ, Ps-ṭ, Spk-ṭ, Mp-ṭ)。虽然提到两组完整《疏》的,只有《正法辑录》(和较晚期的《精审巴利字典》,见Part 1表1),但是两组共八部的《疏》似乎还存在着(见Part 1表2),有的是出版本(Sv-pṭ, Ps-pṭ, Spk-pṭ, Mp-ṭ,见Part I, 2.1),有的只有写本(Sv-ṭ, Ps-ṭ, Spk-ṭ, Mp-pṭ,见Part I, 2.2-3)。Part I, 2.2-3所讨论的Sv-ṭ, Ps-ṭ, Spk-ṭ, Mp-pṭ写本[104]281还未被探讨过[106],且似乎上座部传统[105]282和当代的巴利学界都忽略了它们。[106]283 [107]

笔者最近发现的古《增支疏.显扬隐义》写本(Mp-pṭ,见Part I, 2.2和Part II)对《尼柯耶疏》的发展以及关于它们的巴利书志,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依据《正法辑录》(见Part I, 1.1),古《尼柯耶疏》是「不完备的」(aparipuṇṇa),必须以「完备」(paripuṇṇa)、「清楚、不杂乱的」(anākula)新《疏》(《真义宝函》)予以取代。上文Part II, 2里对Mp-pṭ和Mp-ṭ的三章的比较,表示《正法辑录》对古、新《疏》的描述是相当正确的(见Part II, 3)。这又进一步表示《正法辑录》所提供的两组《疏》的讯息可能是正确的。

根据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判定,《正法辑录》所提供的关于《尼柯耶疏》的讯息,较其它巴利书志资料都来得正确。虽然有的资料(帕干碑文、《书史》、Piṭ-sm)提到古《增支疏》( Mp-pṭ,见Part I, 表I),但没有一个资料说到两组完整的《尼柯耶疏》(见Part II, 表II)。

当代巴利学界对四部《尼柯耶》的《疏》的了解主要是依据巴利书志资料、〔《疏》的〕出版本,少数作品[107]284依据巴利写本的目录。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只有一组已出版的「组合的」《尼柯耶疏》(Sv-pṭ, Ps-pṭ, Spk-pṭ, Mp-ṭ),所以我们常以为目前只存有一组《疏》,且认为极可能仅曾编出一组《疏》。这个想法有时也受到被认为比之前的书志著作(如《正法辑录》)更可靠的后期书志著作(如《教史》)所支持。但是,就上述的两组《尼柯耶疏》而言,尤其若考虑到常被当作不存在或遗失的Sv-ṭ, Ps-ṭ, Spk-ṭ, Mp-pṭ之时,〔我们发现,〕最早的书志著作《正法辑录》所给的信息似乎是最可靠的(见Part I, 表I-II)。

上述对《尼柯耶疏》、其写本及出版本的分析明白地指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巴利《疏》和相关的书志资料。很可能在上座部国家的某些寺院图书馆里还藏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尼柯耶疏》写本(即Sv-ṭ, Ps-ṭ, Spk-ṭ, Mp-pṭ)。这些《疏》是巴利典籍传播的重要一环,对它们的进一步探索,能提供我们关于「《疏》的发展,以及属于圣典、后圣典的巴利典籍的版本/传本」之新讯息。

 

彼莫许.珮强克(Primoz Pecenko)

布里斯本(Brisbane)


 

  1. * 2000年四月,笔者在Torino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梵文会议」,发表此文Part 1较早的文稿。笔者要感谢R.F. Gombrich教授(他读过Part 1的较早的文稿)、Michael Carden先生、L.S. Cousins先生、Tamara Ditrich女士、Oskar von Hinüber教授、K.R. Norman教授、Lily de Silva教授和Royce Wiles博士。他们读了本文的最后定稿;在此谢谢他们有助益的建议与纠正。我要特别感谢「缅甸国家传统手抄本保存委员会」的副主席U Thaw Kaung、仰光大学历史研究中心主任Daw Ni Ni Myint、手抄本顾问U Nyunt Maung、其他职员和仰光国家图书馆馆长U Myint Kyaing,谢谢他们在我1999年12月访问缅甸时对我的帮助。我也要感谢「脆弱贝叶计划」的主持者Peter Skilling先生,谢谢他寄给我一份《增支部疏》(Mp-ṭ)缅文写本的复印件。另外要感谢昆士兰大学宗教研究系对我研究巴利典藉的支持。巴利资料的缩写与引用系充依循《精审巴利字典》(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Epilegomena to vol. 1, 1948, pp. 5*-36*和vol. 3, 1992, pp. II-VI)和H. Bechert, Abkürzungsverzeichnis zur buddhistischen Literatur in Indien und Südostasien (Göttingen: Vanderhoeck & Ruprecht, 1990)。唯一的例外是PTS的所编的版本,除非需要强调,我引用时不提版本与日期,例如Sv-pṭ = Lily de Silva所编的Sv-pṭ Ee 1970 I-III。关于缅文的转写,见「转写表」收于Bechert et al., Burmese Manuscripts,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vol. 23, 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p. xxi。
  2. 本文会讨论到以下的书志资料:Saddhammasaṅgaha (Saddhamma-s; edited by Nedimāle saddhānanda, JPTS, 1890, pp. 21-90 = Ne 1961); Pagan inscription (edition: G.H. Luce and Tim Hway, “A 15th Century Inscription and Library at Pagan, Burma” in Malalase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Colombo: The Malalase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itorial Committee, 1976), pp. 203-217); Gandhavaṃsa (Gv; edited by I.P. Minayeff, JPTS, 1886, pp. 54-79);Sāsanavaṃsa (Sās Ne; edited by C.S. Upasak, Nālandā: Nava Nālandā Mahāvihāra, 1961);Sāsanavaṃsadīpa (Sās-dip Ce; edited by Vimalasārathera, Colombo: Satthāloka Press, 1880);Piṭakat samuiṅ (Piṭ-sm; edition: Rangoon: Tipiṭakanikāya Sāsanā Pru Aphvai, 1989);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CPD; edited by V. Trenckner et al.,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1924-)。
  3. 关于ṭīKā的语源,见Mayrhofer,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o-arischen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86-) s.v.。也见PLC, pp. 192-93;K.R. Norman, Pāli Literatur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3), pp. 148- 51[此后作K.R. Norman, PL];W.B. Bollée, “Die Stellung der Vinayaṭīkās in der Pāli-Literatur”, ZDMG, Suppl. 1, 17 (1969), pp. 824-35;Oskar von Hinüber, A Handbok of Pāli Literature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6), pp. 100-101 [以后作O.v. Hinüber, HPL]。
  4. *这里以后,依照CPD第一册里Epilegomena的缩写:Sv-pṭ = Sumaṅgalavilāsinī-purāṇatīkā, Pathamā Līnatthapakāsinī;Ps-pṭ = Papañcasūdanī-purāṇatīkā, Dutiyā Līnatthapakāsinī;Spk-pṭ = Sāratthapakāsinī- purāṇatīkā, Tatiyā Līnatthapakāsinī;Mp-pṭ = Manorathapūraṇī-purāṇatīkā, Catutthā Līnatthapakāsinī。
  5. *这里以后,依照CPD第一册里Epilegomena的缩写:Sv-ṭ = Sumaṅgalavilāsinī- purāṇatīkā, Pathamā Līnatthapakāsinī;Ps-ṭ = Papañcasūdanī-purāṇatīkā, Dutiyā Līnatthapakāsinī;Spk-ṭ = Sāratthapakāsinī-purāṇatīkā, Tatiyā Līnatthapakāsinī;Mp-ṭ = Manorathapūraṇī-tīkā, Catutthā Sāratthamañjūsā。
  6. 关于(不同)法护的日期与著作,见O.v. Hinüber, HPL, pp. 167-70;A.P. Buddhadatta, “The Second Great Commentator” in Corrections to Geiger Mahāvaṃsa etc. (Ambalangoda: Ananda Book Company, 1957), pp. 189-97;Bhāratīya Bauddhācāryayō (Colombo: K.M. Ratnasiri, 1949), pp. 63-68;Theravādī Bauddhācāryayō (Ambalamgoḍa: S.K. Candratilaka, 1960), pp. 54-55;H. Dhammaratana Thera, Buddhism in South India, The Wheel Publication No. 124/125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68), pp. 40-41;Lily de Silva, “Introduction” in Sv-pṭ, pp. xli-lv;Supaphan Na Bangchang, “Introduction” i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ūlapariyāyavagga of Majjhimanikāya-aṭṭhakathāṭīkā (Ph.D. diss., Univ, of Peradeniya, 1981), pp. xxiv-xxxix;H. Saddhatissa, “Introduction” in Upās, pp. 28 foll.;L.S. Cousins, “Dhammapāla and the Ṭīkā literature” [review of Sv-pṭ, ed. by Lily de Silva], Religion 2, pt. 1 (1972):pp. 159-65;A. Peiris, “The Colophon to the Paramatthamañjūsā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Date of ācariya Dhammapāla” in 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 in Buddhist Countries, ed. by H. Bech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 pp. 61-77;EncBuddh, vol. 4, fasc. 4, pp. 501-04;A.K. Warder, “Some Problems of the Later Pali Literature”, JPTS 9 (1981); pp. 198-207;P. Jackson, “A Note on Dhammapāla(s)”, JPTS 15 (1990): pp. 209-211。
  7. 关于Poḷonnaruva的舍利弗,见P. Pecenko, “Sāriputta and his works”, JPTS 23 (1997), pp. 159-79;O.v. Hinüber, HPL, pp. 172-73。
  8. 在此我想提两个重要的目录:1)K.D. Sōmadāsa, Laṅkāvē puskoḷa pot nāmāvaliya, Vols. I-III (Colombo: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1959-64), and 2) 一个很重要的缅甸书志著作,它也提到仰光国家图书馆的写本,也就是Piṭakat Samuiṅ (Rangoon: Tipiṭakanikāya Sāsanā Pru Aphvai, 1989)。当然,这两个目录并未列出所有缅甸和斯理兰卡的巴利写本。(参考2.2)
  9. Saddhamma-s 90, 3-8。根据K.R. Norman,Dhammakitti「可能是14世纪末的僧王(saṅgharājas)之一」(K.R. Norman, PL, p. 180)。C. E. Godakumbura提到Dhammakitti Mahāsāmi「从Gaḍalādeniya的Dhammakīrti家得具足。」(“Introduction” in Catalogue of Ceylonese Manuscripts (Copenhagen: The Royal Library, 1980), pp. xxxi-xxxii)。也见PLC, p. 245;H. Bechert, Buddhismus, Staa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lfred Metzner Verlag, 1966), vol. 1, p. 265;W.M. Sirisena, Sri Lanka and South-East Asia (Leiden: E.J. Brill, 1978), p. 100-102;K.L. Hazra, The Buddhist Annals and Chronicles of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6), pp. 69-71;O.v. Hinüber, HPL, p. 3。虽然《正法辑录》在此被当作最早的书志著作,但是有个公元1223年的碑文提到一个更早期的关于巴利著作的名单。U Than Tun最近在“A original inscription dated 10 September 1223 that king Badon copied on 27 October 1785”, études birmanes (Paris: EFEO, 1998), pp. 37-55一文中讨论了此名单。虽然该碑文也提到四部《尼柯耶》的《疏》,但它们究竟属于《显扬隐义》或《真义宝函》,这一点并不清楚(见 p. 50)。
  10. Saddhamma-s 90, 10-14:…punāgato sakaṃ desaṃ sampatto Yodayaṃ [= sampatto Ayodayaṃ] puraṃ, Paramarājābhidhānena mahārājena kārite, Laṅkārāmamahāvāse vasatā santavuttinā, Dhammakittyorusāminā…racitaṃ idaṃ saddhammasaṃgahan nāma sabbaso pariniṭṭhitaṃ。
  11. G. Coedé, “Note sur les ouvrages pālis composes en pays Thai”, BEFEO XV, 3, p. 43最早提出这样的说法。在Catalogue of Ceylonese Manuscripts (Copenhagen: The Royal Library, 1980)的“Introduction”中,C.E. Godakumbura先提到《正法辑录》的作者是「一个在14世纪于锡兰Gaḍalādeniya写作的暹罗僧人」(p. xxvii, n. 1),但在稍后的文段中,他又说作者是「同样有Dhammakitti名称的印度长老」(p. xxxii)。也见A.P. Buddhadatta, Pālisāhityaya (Ambalamgoḍa: ānanda Potsamāgama, 1962), vol. 2, pp. 383-86。
  12. D.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12。
  13. W.M. Sirisena, Sri Lanka and South-East Asia (Leiden: E.J. Brill, 1978), pp. 101-102。依据G. Coedé (“Note sur les ouvrages pālis composes en pays Thai”, BEFEO XV, 3, p. 43),“il est impossible de fixer la date à laquelle ce texte fut compilé, ce nom de Paramarāja ayant été porté par plusieurs souverains d’Ayuthya”。
  14. EncBuddha, vol. 2, fasc. 3, p. 474;D.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1-98;K.L. Hazra, History of Theravāda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2), pp. 152-53。
  15. 关于porāṇas,见Adikaram, EHBC, pp. 16-18;F. Lottermoser, Quoted verse Passages in the Works on Buddhaghosa: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study of the Lost Sīhaḷatthakathā Literature (Ph.D. diss., Univ. of Göttingen, 1982), pp. 209-13。
  16. Saddhamma-s 58, 28-29:piṭakattayaṭṭhakathāya līnatthappakāsanatthaṃ atthavaṇṇanaṃ purāṇehi kataṃ. 虽然这里未明白地列出前四部《尼柯耶》的《疏》,但它们可能叫作《显扬隐义》(Līnatthappakāsinī)。H. Saddhatisa (“Introduction” in Upās, p. 47, n. 154)解释说:「《隐义注》(Līnatthavaṇṇanā)也叫作《显扬隐义》…《正法辑录》随意地使用atthavaṇṇanā一字代替ṭīkā,并进一步说它是「以阐明隐晦意义为目的的复注 (Līnatthappakāsanatthaṃ atthavaṇṇanaṃ)」。参照Lily de Silva所编的Sv-pṭ的书名:Dīghanikāyaṭṭhakathāṭīkā Līnatthavaṇṇanā。
  17. 参照 Saddhamma-s 59, 14-18:atha kho therā bhikkhū… atthavaṇṇanaṃ ṭhapesuṃ;62, 13:piṭakattayaṭīkā ca ṭīkācariyehi bhāsitā [v. 7]。
  18. Saddhamma-s 59, 7:Mahākassapattherapamukhaṃ bhikkhusaṅghaṃ;关于Mahākassapatthera,见P. Pecenko, Aṅguttaranikāyaṭīkā (Mp-ṭ Ee), vol. 1 pp. 106-07, n. 1, 5;PLC, pp. 176-77, 192-94;PPN s. v. 2. Mahā Kassapa; A.P. Buddhadatta, Theravādī Bauddhācāryayō (Ambalamgoḍa: S.K. Candratilaka, 1960), pp. 75-77;H Bechert, Buddhismus, Staa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lfred Metzner Verlag, 1966), vol. 1, p. 265。
  19. Saddhamma-s 60, 25-27:ayaṃ piṭakaṭṭhakathāya atthavaṇṇanā ekasaṃvaccharen’eva niṭṭhita。
  20. Saddhamma-s 59, 23-35;参见Saddhamma-s 61, 21-23:piṭakattayavaṇṇanā ca līnatthassa pakāsanā, Sāratthadīpanī nāma Sāratthamañjūsā pi ca [v. 18], Paramatthappakāsani mahātherehi bhāsitā, sattānaṃ sabbabhāsānaṃ sā ahosi hitāvahā [v. 19]。
  21. Saddhamma-s 58, 30-31:taṃ sabbaṃ desantarāvāsīnaṃ bhikkhūnaṃ atthaṃ na sādheti;翻译见B.C. Law, A Manual of Buddhist Historical Traditions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41), p. 84。参考 Saddhamma-s 61, 9-10:piṭakaṭṭhakathāyāhaṃ līnatthassa pakāsanaṃ, na taṃ sabbattha bhikkhūnaṃ atthaṃ sādheti sabbaso [v. 12];也见O.v. Hinüber, HPL, pp. 172-73, §374:「…旧著作不再满足十二世纪比丘的目的」。
  22. Saddhamma-s 58, 31-59, 2:kattha ci anekesu gaṇṭhipadesu Sīhalabhāsāya niruttiyā likhitañ ca kattha ci mūlabhāsāya Māgadhikāya bhāsantarena sammissaṃ ākulañ ca katvā likhitañ ca。 B.C. Law在A Manual of Buddhist Historical Traditions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41), p. 84的翻译是「有些依锡兰语的文法,用了许多简洁的语句[gaṇthipada]而写成;有些则用根本语的摩竭陀方言写成,但是翻译曲解它们,使它们变得难懂」;参考C.v. Hinüber, HPL, p. 173, § 374:「尤其以锡兰语写成的Gaṇṭipada,很难理解(Sp-ṭ [Be 1960] I 2, 5-8),所以用巴利文摘要其意」,关于Gaṇṭhipada,见Lily de Silva,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Sv-pṭ, pp. xxxii-xxxviii;O.v. HPL, p. 170-71, §§367-71。也见Saddhamma-s 61, 9-20,这里有关于《显扬隐义》的情形较仔细的描述。《正法辑录》的这两段文,尤其是Saddhamma-a 61, 9-20很可能根基于Sp-ṭ Be 1960 I 2, 5-16里的一段很类似的文句。Sp-ṭ的作者被认为是Polonnaruva的舍利弗(Sāriputta),他比《正法辑录》早两个世纪,活在《真义宝函》编辑的时代。
  23. Saddhamma-a 59, 2-3:mayam bhāsantaraṃ apanetvā paripuṇṇaṃ atthavaṇṇanaṃ kareyyāmā ti。
  24. Saddhamma-a 61, 19-20 = Sp-ṭ Be 1960 I 2, 15-16:bhāsantaraṃ tato hitvā sāraṃ ādāya sabbaso, anākulaṃ karissāmi paripuṇṇavinicchayaṃ。同属《显扬隐义》的 Sv-pṭ Ee, Ps-pṭ Be 1961, Spk-pṭ Be 1961和最近发现的Mp-pṭ的写本(见以下的Part I, 2.2, Part II )里的前言文句,除了次要的拼字差异外,几乎相同。《真义宝函》的第四部《疏》.Mp-ṭ Ee 1996的前言与Sv-pṭ Ee, Ps-pṭ Be 1961, Spk-pṭ Be 1961和Mp-pṭ写本的前言相当不一样,但较接近Sp-ṭ Be 1960和Sv-nṭ Be 1961。见P. Pecenko, “Table of Parallel Passages” in Mp-Pṭ I;也见H. Saddhatissa, “Introduction” in Upās, p. 47, n. 154。Mp-pṭ和Mp-ṭ里相对应的三章的文本比较,见「Part II」。
  25. G.H. Luce and Tin Htway, “A 15th Century Inscription and Library at Pagan, Burma” in Malalase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Colombo: The Malalase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itorial Committee, 1976), pp. 203-17;PLB, p. 41。也参考U Than Tun, “An original inscription dated 10 September 1223 that king Badon copied on 27 October 1785”, études birmanes (Paris: EFEO, 1998), pp. 37-55。
  26. G.H. Luce and Tin Htway上引书所给的「目录」。此节提到「目录」中的那些《疏》时,依照「目录」里所给的编号和名称。参考CLB, pp. 102-109;Niharranjan R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ravāda Buddhism in Burma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46), pp. 193-95。
  27. 也见Pīṭakat tō samuinḥ或Piṭakat suṃḥ puṃ cā tamḥ。我参考Tipiṭakanikāya Sāsanā Pru Aphvai in Rangoon, 1989出版的版本。
  28. 参考Piṭ-sm 187:sutsīlakkhanṭīkā hoṅḥ, 189:Sutmahāvāṭīkā, 190:Sutpātheyyaṭīkā;Sv-pṭ Be 1961 I:Sīlakkhandhavaggaṭīkā, II:Mahāvaggaṭīkā, III:Pāthikavaggaṭīkā。
  29. 参考Piṭ-sm 191:Mūlapaṇṇāsaṭīkā, 192:Majjhimapaṇṇāsaṭīkā, 193:Uparipaṇṇāsaṭīkā;Ps-pṭ Be 1961 I-II:Mūlapaṇṇāsaṭīkā, III:Majjhimapaṇṇāsaṭīkā 和Uparipaṇṇāsaṭīkā。
  30. 参考Piṭ-sm 194:Sagāthāvaggasaṃyutṭīkā, 195:Nidānavaggasaṃyutṭīkā, 196:Khandhavaggasaṃyutṭīkā, 197:Saḷāyatanavaggasaṃyutṭīkā, 198:Mahāvaggasaṃyutṭīkā;Spk-pṭ Be 1961 I: Sagāthavaggassa atthavaṇṇanābhūtā Saṃyuttaṭīkā, II:Nidāna-Khandha-Saḷāyatana-Mahā-vaggānaṃ atthavaṇṇanābhūtā Saṃyuttaṭīkā。如果若碑文所给Spk-Pṭ的各品顺序和Piṭ-sm、「第六次结集」版的相同,那么第二笔应作ṭīgā nidānavaggādi saṅyut而不应是ṭīgā khandhavaggādi saṅyut。Spk和Spk-pṭ的不同校订本里,五品的顺序不同。见Sister H. Vinita Tseng, The Nidānavagga of the Sāratthappakāsinī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Oriental Studies, 2001), pp. xxvi-xxviii。
  31. 很像英国图书馆所藏《增支部疏》写本第一页所记的名称(Or 2089):ṭīkā ekkanipāt aṅgutra krī。参考 Piṭ-sm 202-12:Ekaṅguttaraṭīkāsac, Dukaṅguttaraṭīkāsac,…, Dasaṅguttaraṭīkāsac, Ekādasaṅguttaraṭīkāsac;Mp-ṭ Be 1961 I-III:Sāratthamañjūsā nāma Aṅguttaraṭīkā。缅文中sac意思是「新的、修订过的」,因此ṭīkāsac指「新《疏》」,也就是Mp-ṭ, Catutthā Sāratthamañjūsā。在Piṭ-sm 202中,它也被称作Mahāṭīkā。(我在这里引用的、出自Piṭ-sm的缅文皆由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与亚洲研究所的Elisabeth Lawrence翻译为英文。)
  32. 参考Piṭ-sm 199:Ekaṅguttaraṭīkāhoṅḥ, 200:Dukaṅguttaraṭīkāhoṅḥ, 201:Tikaṅguttaraṭīkāhoṅḥ。缅文hoṅḥ意指「古的、古老的」,所以ṭīkāhoṅ意指「古《疏》」,即Mp-pṭ, Cautthā Līnatthapakāsinī。
  33. Gv 80, 5-6:iti pāmojjatthāyāraññavāsinā Nandapaññācariyena kato Cullagandhavaṃso;Gv 79, 26: Haṃsāraṭṭhajāto Nandapañño ti visuto。Haṃsāraṭṭha是缅甸Pegu王朝的巴利名,它的首都是Haṃsavaī。见PLB, p. 36。
  34. PLB, p. x。依Oskar von Hinüber,这个是「较后期的、不知日期的一个有系统的〔对巴利文献的〕概览。」也见Winternitz, HIL, vol. 2, p. 176, n. 4;A.P. Buddhadatta, Pāli-sāhityaya (Ambalam-goḍa: ānanda Potsamāgama, 1962), vol. 2, pp. 410-11;K.R. Norman, PL, pp. 180-81;K.L. Hazra, The Buddhist Annals and Chronicles of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6), pp. 89-91。
  35. Gv 60, 11-12。
  36. Gv 69, 30-34:Dighanikāyaṭṭhakathādīnaṃ catunnaṃ aṭṭhakathānaṃ ṭīkāgandho… attano matiyā Dhammapālācariyena katā。
  37. Gv 61, 32-33。
  38. Gv 61, 30。参考H. Saddhatissa, “Introduction” in Upās, p. 47, n. 154。
  39. Gv 71, 10-14:Sāratthadīpanī nāma… Aṅguttaraṭṭhakathāya navā ṭīkāgandho ti ime cattāro gandhā Parakkamabāhunāmena Laṅkādīpissarena raññā āyācitena Sāriputtācariyena katā。参考Piṭ-sm 202,这里提到Mp的新《疏》(Mp-ṭ)是「新的大《疏》」(ṭīkā sac krī)。
  40. 参考上面的注29-30。
  41. K.R. Norman, PL, pp. 181-82。敏东王(1852-1877)也称作「第五次结集的召集者」,在1868-71年间于曼德勒(Mandalay)举行结集(PLB, pp. 92-94)。关于Sās,也可参见A.P. Buddhadatta, Pālisāhityaya (Ambalamgoḍa: ānanda Potsamāgama, 1962), vol. 2, pp. 407-09;V.B. Lieberman, “A New look at the Sāsana-vaṃsa”, BSOAS 39 (1976): pp. 137-49;K.L. Hazra, The Buddhist Annals and Chronicles of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6), pp. 91-94。
  42. Sās Ne 1961 31, 10-12:Visuddhimaggassa mahāṭīkā, Dīgh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ṭīkā, Majjhim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ṭīkā, Saṃyuttanikāyaṭṭhakathāya ṭīkā sā ti imāyo ācariya-Dhammapālathero akāsi。
  43. Sās Ne 1961 31, 13-14:Sāratthadīpaniṃ nāma ṭīkaṃ, Aṅguttaranikāyaṭīkañ ca Parakkamabāhuraññā yācito Sāriputtathero akāsi。
  44. 见Ne 1961 124, 7-8:saṅgharājā hutvā Sādhujjanavilāsiniṃ nāma Dīghanikāyaṭīkāṃ akāsi。参见Sv-nṭ Be 1961 I-II的书名:Sīlakkhandhavaggaṭṭhakathāya atthavaṇṇanābhūtā Ñāṇābhivaṃsa-dhammasenāpatināmena mahātherena katā Sādhuvilāsinī nāma Sīlakkhandhavagga-abhinava-ṭīkā。
  45. Ñāṇabhivaṃsa,也被称为Ñāṇābhisāsanadhajamahādhammarāja- guruthera 或 Ñāṇābhivaṃsadhammasenāpatimahādhammarājagurū (Sās Ne 1961 123, 13-14, 25-26)是布多帕亚王(Bodōpayā,1782-1819)在位时的缅甸僧王,着有许多著作,包含Sādhu-(jana)-vilāsinī (Sv-nṭ)和Peṭakālaṃkāra, Netti-(naya)-mahāṭīkā (Nett-mhṭ)。见PLB, pp. 77-78;A.P. Buddhadatta, Theravādī Bauddhācāryayō (Ambalamgoḍa: S.K. Candratilaka, 1960), pp. 175-78;O.v. Hinüber, HPL, p. 176。
  46. K.R. Norman, PL, p. 182。虽然Sās-dip Ce 1880所提的作者与著作大多来自锡兰,但它也有提到一些印度、缅甸的的作者,例如:Aggavaṃsa (v. 1238), Buddhappiya (v. 1239), Dāṭhānāga (v. 1241), coḷiyācariya Sāriputtatthera (v. 1244), Chappaṭa (v. 1247), Ñāṇābhivaṃsa (v. 1215)等。也可参见Sās-dip Ce 1880里的“Contents”, “Vijānāpanaṃ” 和 “Sūcīpattaṃ” (pp. i-vii);PLC, p. 311;A. P. Buddhadatta, Pālisāhityaya (Ambalamgoḍa: ānanda Potasamāgama, 1962), vol. 2, pp. 409-10。
  47. 此书有两页书名页:第一页用锡兰字体,第二页则用罗马字体。锡兰字的书名页读作:Sakyamunivasse 2423 [1879 CE]- Sāsanavaṃsadīpo- ācariya — Vimalasārattherapādena viracito — tassānumatiya Balanāsara Vīrasīhāmaccena c’eva tadaññehi ca budhikehi janehi Koḷambaṭhānīyasmiṃ Satthālokayantasālāyaṃ muddapito – Saugate saṃvacchare 2424 [1880];第二书名页读作:The Sasanavansa dipo or The History of the Buddhist Church in Pali verse, compilied form Buddhist Holy Scriptures, Commentaries, Histories, & c., & c. by Acariya Vimalasara Thera. AB 2423. – Colombo. Printed at the Satthaloka Press for Balatasara Virasinha Amacca and others—AB 2424。
  48. K.R. Norman, PL, p. 182。
  49. Sās-dip Ce 1880, vv. 1231-1232:… ṭīkā Dīghāgamassa ca, Majjhimaṭṭhakathāṭīkā Sāṃyuttaṭṭhakathāya ca, … Dhammapālena dhīmatā racitā therapādena suttantanayadassinā。
  50. Sās-dip Ce 1880, vv. 1201-1203:Aṅguttaranikāyaṭṭhakathāṭīkā… therena Sāriputtena katā。
  51. Sās-dip Ce 1880, v. 1215:Ñāṇābhivaṃsadhammādisenā- patiyatissaro, Nettiṭīkādayo nekegandhe viracayi sudhī。
  52. H. Bechert et al., Burmese Manuscripts,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vol. 23, 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9), p. xiii。最后一个缅甸王是替保王(Thibaw, 1878-1885),他是敏东王(King Min-dōn, 1852-1877)的后继者。见H. Bechert, Buddhismus, Staat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lfred Metzner Verlag, 1966), vol. 2, pp. 6-7;也见O.v. Hinüber, HPL, p. 3。
  53. H. Bechert et al前引书 p. xiii。我参考的版本(1989年仰光Tipiṭakanikāya Sāsanā Pru Aphvai出版的Piṭ-sm )提到,如果书的写本保存在仰光国家图书馆(之前是Bernard Free Lirary),该书的编号就会以星号标记——「所以Piṭakat samuiṅḥ也代表缅甸国家图书馆里一个相当完整的〔藏书〕目录。」(H. Bechert et al., Op. cit, p. xxxiv)。参考U Thaw Kaung, “Bibliographies Compiled in Myanmar”, études birmanes (Paris: EFEO, 1998), pp. 403-14。
  54. 参考注26-30。
  55. Piṭ-sm 187-212。
  56. Piṭ-sm 187, 189-90。Sīlakkhandhavaggaṭīkā被记作「古(hoṅḥ)」《疏》,即Sv-pṭ Paṭhamā Līnatthapakāsinī。这不是为了区别Sv-pṭ和Sv-ṭ,而是要区别Sv-pṭ与Sādhujanavilāsinīṭīkā(Sv-nṭ),Sv-nṭ在Piṭ-sm 188页被记作「新(sac)」《疏》。
  57. Piṭ-sm 191-93。
  58. Piṭ-sm 194-198。
  59. Piṭ-sm 199-201。
  60. 〔此段缅文〕由Elisabeth Lawrence所译。Piṭ-sm 199读作:ekaṅguttara ṭīkāhoṅḥ- mhā/ sīhuiḷkvyanḥ anurādha-mruį anok badaratitthakyoṅḥne rhaṇdhammapālaprusaññ// thuiṭīkā hoṅḥkāḥ ekaṅguttara/ dukaṅguttara/ tikaṅguttara 3-kyamḥ-sā aphvaṅį ṭīkāhoṅḥ rhisaññ// kyancatukaṅguttara/ pañcaṅguttara/ chakkaṅguttara/ sattaṅguttara/ aṭṭhaṅguttara/ navaṅguttara/ dasaṅguttara/ ekādasaṅguttaratuiṅį aphavṅį ṭīkāhoṅḥ 8-coṅkāḥ yakhumranmātuiṅḥnuiṅṅaṃkvaṅmarhihu mhatle// (字的区隔依Piṭ-sm)
  61. Piṭ-sm 202-12。
  62. 〔此段缅文〕由Elisabeth Lawrence所译。Piṭ-sm记作:ekaṅguttaraṭīkāsac- mhā/ jambūdipkvyanḥ-tambadīpatuiṅḥ pugaṃ praññ narapaticaññsūmaṅḥnhaṅį- apruiṅsīhuiḷkvyanḥsiri- mahāparakkama-bāhu-maṅḥ lakthak rhaṅsāriputtarā/ rhaṅsāritanuja/ rhaṅmahāsāmipāsāda 3-maññ raso matheprusaññ/ thuirhaṅsāriputtarākāḥ buddhadāsamaṅḥ sāḥtōtaññḥ// aṅguttaranikāy 11-kyamḥ ṭīkāsackrīḥkuilaññḥ sāratthamañjūsāṭīkā amaññmhaññį saññ/ mahāṭīkālaññḥkhōsaññ// (字的区隔依Piṭ-sm)
  63. 《精审巴利字典》第一册的Epilegomena的页40*至41*说到以下的资料:Sv-pṭ有Be 1924 I-III (2.1,11);Ps-pṭ和Spk-pṭ有缅甸国家图书馆(以前是Bernard Free Library)
  64. CPD, Epilegomena to vol. 1, pp. 40*-41*: 2.1,12; 2.2,12; 2.3,12。笔者将于下文讨论列在Sōmadāda的目录Laṅkāvē puskoḷa pot nāmāvaliya (LPP)里的这些《疏》的写本。
  65. CPD, Epilegomena to vol. 1, pp. 41*: 2.4,11。
  66. Sad-s = Saddhamma-s
  67. 被记作《显扬隐义》或《真义宝函》的《疏》就标上星号「*」。
  68. 此后将不讨论Ñāṇābhivaṃsa所作的Sv-nṭ,因为它是相当后期的著作。此书有「第六次结集」版:Sv-ṇt Be 1961 I-II;CPD, Epilegomena to vol. 1, p. 40*也提到Sv-nṭ Be 1913-23 I-II (2.1,13)。此《疏》的第六次结集版,可见内观研究中心出版的「第六次结集」光盘(1.1版;2.0版;3.0版)(网站:www.vri.dhamma.org)。
  69. Sv-pṭ Be 1961 I-III;Ps-pṭ Be 1961;Spk-pṭ Be 1961 I-II;Mp-ṭ Be 1961 I-III。印度Igatpuri的内观研究中心重印了这些「第六次结集」版的《疏》(Sv-nṭ Ne 1993 I-III; Ps-pṭ Ne 1995 I-IV; Spk-pṭ Ne 1994 I-III; Mp-ṭ Ne 1996)。可见内观研究中心出版的「第六次结集」光盘(1.1版;2.0版;3.0版)(网站:www.vri.dhamma.org)。
  70. Sv-pṭ:Ee 1970 I-III, ed. by Lily de Silva;Be 1904-06 I-III, ed. by U Hpye;Be 1912 I-III, ed. by Hsaya Tin of Nanmadaw;Be 1915 I-III, ed. by Hsayas Kyī, Kyaw, Thein and Hba Kyaw (所有缅甸本(Be)都叫作《显扬隐义》,见T.S.H. Raper, M.J.C. O’Keefe, eds., Catalogue of the Pāli printed book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83), p. 34);Be 1924 I-III (见A.K. Warder, Indian Buddh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 1980), p. 529);Ce 1967, ed. by H. Kalyāṇasiri and H. Kalyāṇadhamma, Somavaṭī Hēvāvitāraṇa ṭīkāganthamālā (Colombo: Anula Press)。Ps-pṭ:Supaphan Na Bangchang 提到一个很早的缅甸本(Be),1853年出版。(见“Introduction” i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ūlapariyāyavagga of Majjhimanikāya -aṭṭhakathāṭīkā (Ph.D. diss, Univ. of Peradeniya, 1981), p.xi)。Spk-pṭ:除了第六次结集的版本之外,我没有注意到有其他的版本。Mp-ṭ:Ee I (1996), II (1998), III (1999)— P. Pecenko所编的PTS版,三册(I-III)仅含Eka-Duka-nipātaṭīkā;Be 1910 I-II(见CPD, Epilegomena to vol. I, p. 41*);Ce 1907(见 W.A. de silva, “A List of Pali Books Printed in Ceylon in Sinhalese Characters”, JPTS (1910-12), P. 150);Ce 1930(见EncBuddh, vol. 1, fasc. 4, p. 629, s. v. Aṅguttara-nava-ṭīkā)。Mp-ṭ Ce 1907和1930仅含Ekanipātaṭīkā。关于Ce 1907, Be 1910和Ce 1930的详细描述,可见Primoz Pecenko, Mp-ṭ Ee (1996) I, pp. xxxvii-xlii里的「前言」。
  71. Lily de Silva,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Sv-pṭ Ee, pp. xi-xii 列有Sv-pṭ的写本(七个锡兰写本;这些写本列在LPP);LPP, vol. 1, p. 39(16个锡兰写本);V. Fausböll, “Catalogue of the Mandalay MS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之前是国王在曼德勒的图书馆)”, JPTS (1894-96): p. 28 (一个缅甸写本);H. Braun et al., Burmese Manuscript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5), pt. 2, pp. 126-28 (一个缅甸写本);T.W. Rhys Davids, “List of Pāli, Sinhalese,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Colombo Museum”, JPTS (1882), p. 52 (一个锡兰写本);pIṭ-SM 187, 189-90 (一个缅甸写本)。Ps-pṭ的写本列在Supaphan Na Bangchang, “Instruction” i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ūlapariyāyavagga of Majjhimanikāya-aṭṭhakathāṭīkā (Ph.d. diss., Univ. of Peradeniya, 1981), p. xi (一个K 写本、四个锡兰写本;这四个锡兰写本列在LPP);LPP, vol. 1, p. 71 (8个锡兰写本), vol. 2, p. 53(6个锡兰写本);T.W. Rhys Davids前引书页51(1个锡兰写本);V. Fausböll前引书页28-29(一个缅甸写本);T.W. Rhys Davids, “List of Pāi Manuscripts in the Copenhagen Royal Library”, JPTS (1883), p. 147 (一个缅甸写本);PIṭ-sm 191-93 (一个缅甸写本)Spk-pṭ的写本列在:LPP, vol. 1, p. 93 (一个缅甸写本、11个锡兰写本):vol. 2, p. 71 *(7个锡兰写本);W.A. de Silva, Catalogue of Palm Leaf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Colombo Museum (Colombo: Ceylon Government Press, 1938), vol. I, pp. 36-37 (1个锡兰写本);Piṭ-sm 194-98 (1个缅甸写本)。Mp-ṭ的写本列在:LPP, vol. 1, p. 2 (5个锡兰写本), vol. 2, p. 1 (7个锡兰写本), vol. 3, p. 164(1个来British Museum的缅甸写本(Or 2089));W.A. De Silva, Catalogue of Palm Leaf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Colombo Museum (Colombo: Ceylon Government Press, 1938), vol. I, p. 37 (1个锡兰写本);Piṭ-sm 202-12 (1个缅甸写本);泰国Fragile Palm Leaves project (4个缅甸写本;写本的号码:906, 949, 983, 1645);仰光的国家图书馆 (3个缅甸写本;编号:800, 1846, 1937);仰光大学的中央图书馆(2个缅甸写本;编号7691, 9816/ 10095)。这里所列的当然不是完整的。在缅甸、泰国可能还有这些《疏》的其他写本。
  72. 例如O.v. Hinüber, HPL, pp. 167, 173。
  73. 1999年五月,我遇到U Thaw Kaung,位于仰光的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主馆的退休馆员。他确定仰光国家图书馆有这个写本。参考1.6和注52。
  74. 见LPP, vol. 1, pp. 39, 71, 93。1995年,我寄出几封信给LPP所列的斯里兰卡的寺院,寻问他们在他们的图书馆是否有这些《疏》,但是我并没有收到回信。
  75. LPP, vol. 1, p. 39 (比较下面Dīghanikāyapaṭhama- (purāṇa)-ṭīkā, Paṭhama-Līnatthappakāsinī, Līnatthapakāsanā, Līnatthavaṇṇanā标题下的资料,那里列了Sv-pṭ的16个写本)。
  76. LPP, vol. 1, p. 71 (比较Majjhimanikāyapurāṇaṭīkā, Dutiya-Līnattha-ppakāsinī, Līnatthappakāsinī, Līnatthavaṇṇanā标题下的资料,那里列了Ps-pṭ的7个写本)W.A. de Silva也提到在科伦坡博物馆的图书馆藏有Majjhimanikāyaṭīkā, Papañcasūdaniṭīka, Dutiya-Sāratthamañjūsā (即Ps-ṭ)的写本;见W.A. de Silva, Catalogue of Palm Leaf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Colombo Museum (Colombo: Ceylon Government Press, 1938), vol. 1, p. 36, Mss. 108-9。但是,其目录里所援引的前言和Ps-pṭ Be 1961 I 1, 5-12一样,这表示这个写本很可能只是Ps-pṭ而不是Ps-ṭ。也见Supaphan Na Bangchang, “Introduction” i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ūlapariyāyavagga of Majjhimanikāya- aṭṭhakathāṭīkā (Ph.D. diss., Univ. Peradeniya, 1981), p. xii。
  77. 同一个寺院里也藏有一个Ps-pṭ的写本,见LPP, vol. 1, p. 71, s.v. Majjhima- nikāyapurāṇaṭīkā, Dutiya-Līnatthappakāsinī, Līnatthappakāsinī, Līnatthavaṇṇanā。
  78. 这里列出缅甸写本,表示缅甸除了有Mp-ṭ之外,也有另外三部较晚的《疏》(Sāratthamañjūsā I-III)。参考本文1.2, 1.3, 1.4, 1.6里于帕干碑文、《书史》和Piṭ-sm的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在缅甸的《尼柯耶疏》〔写本〕。
  79. LPP, vol. 1, p. 93。
  80. LPP, ibid。寺院编号807那笔资料也提到以下的注记:mehi navaṭīkā, purāṇaṭīkā dekama misravī äta。跟本文Part 1, 2.2和Part II所讨论的Mp-pṭ/Mp-ṭ的缅甸写本一样,这里的写本也是同一捆里同时有两个《疏》(Spk-pṭ, Spk-ṭ)。在2001年5月23日的电子邮件中,L.S. Cousins也告诉我Sister H. Vinita Tseng「在上个月去台湾时…拿到一些(大多是缅甸)写本的复印件,其中,有一个《疏》(ṭīkā)被标作《真义宝函》,显然是注解Spk《疏》[也就是Spk-ṭ]。」这也指出,如我在注77所说的,除了Mp-ṭ之外,缅甸可能也有另外三部较晚的《疏》(Sāratthamañjūsā I-III: Sv-ṭ, Ps-ṭ, Ps-ṭ, Spk-ṭ)。
  81. Mp-ṭ的前四集,Ekanipātaṭīkā到Catukkanipātaṭīkā,收在相同图书馆的另一个写本(编号9816)。
  82. 关于Paññājotābhidhaja,见Primoz Pecenko, “Introduction” in Mp-ṭ I, pp. xxxix-xl。
  83. 依据仰光.「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写本顾问U Nyunt Maung,很可能在缅甸的其他寺院图书馆中有更多的Mp-pṭ写本。但是,因为新《疏》(Mp-ṭ)被广泛地使用,取代了古疏,断以那些《古疏》的写本就不太被使用。在1995年10月10日的一封信中,U Ko Lay教授告诉我「佛教大学里的…老师不确定《增支部》的古疏(Mp-ṭ)是否还存在。…许多寺院的法师…总是用新《疏》,舍利弗的《真义宝函》,或叫作《大疏》(Mahāṭīkā),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新疏〕里面的说明比较清楚。在缅甸寺院,古《增支部疏》已很久不被使用…原因有二:在他们的图书馆里只列出三〔集〕《疏》[见Piṭ-sm 199-201];剩余八集从未出现在缅甸过,而且…在今日,比丘学者们也不太知道有前三集。也因此,第六次结集完全忽视旧《增支部疏》且只诵出新《疏》[参考Piṭ-sm 202-212],整个新《疏》也已出版[即Mp-ṭ Be 1961]…」。斯里兰卡与泰国的情况则似乎不太一样。在1999年10月22日的一封电子信件中,L.S. Cousins写说:「我对法护作的《增支部疏》(Mp-pṭ)完全不清楚。1970年代,我在泰国、斯里兰卡没找到〔此《疏》的〕任何写本。事实上,我相当确定锡兰没有它的写本。许多目录列了一些,但是我相信如果去查证的话,会发现那是错的。」
  84. 参依Piṭ-sm 199和Part 1, 1.6。
  85. Ekanipātaṭīkā部分大概对应Mp-ṭ Ee I 1,1-III 163, 8。Mp-pṭ和Mp-ṭ有许多差异;《满足希求古疏》里Ekanipātaṭīkā的许多章,相较于《满足希求疏》的平行部分,简短许多,例如注解Rūpādivagga的Nettinayavaṇṇanā这一部分,Mp-pṭ就比Mp-pṭ写本多许多的篇幅,后者的这部分只有三页(ḍhū-V, 1.9至ḍho-V, 1.8)。
  86. 这大概对应Mp-ṭ Ee III 195, 5至253, 7(页dho-R, 1, 10至na-R, 1.8实际上包含较少内容,因为页dhaṃ-R, 1.6是缺页,它对应Mp-ṭ Ee III 204, 3到241, 12)。
  87. 这大概对应Mp-ṭ Be 1961 II 83, 16到148, 2。这是目前唯一我们所能知道、取得的《增支部古疏》写本;《增支部古疏》与《增支部疏》里的三个文段的文本比较,见下文Part II。
  88. 参见Cf. Sv-pṭ Ee I 1, 1以下;Ps-pṭ Be 1961 I 1,1 以下;Spk-pṭ Be 1961 I 1,1以下。
  89. 参见Mp-ṭ Ee I 1, 1页。
  90. 参见Mp-ṭ Be 1961 II 148, 2。
  91. 页po-R, 11. 9-11读作:Jotābhināmatherena// Maṇipuppharavāsinā // saṃsandiy’ añña-pāṭhehi// sādhukāyaṃ’bhisaṅkhatā// Sakkarāja 1254//. Jotābhināmathera是[Paññā]jotābhi[dhaja]nāmathera,他也编了同一捆里的Mp-ṭ(见上述的(1)),二者可能是同一时间编的,即约在缅甸1219(公元1857)年。根据仰光大学.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的写本顾问U Nyunt Maung,Maṇipupphara是一个隶属曼德勒Bākarā寺院里的一个小寺的名字。
  92. 267 见上文Part I, 1.1(尤其注18-21)。
  93. 268 类似的情形,也见Part II 注98, 101, 113, 127等。这类增补在Mp-ṭ相当普遍,这也许是《正法辑录》将较新的《疏》〔(Mp-ṭ)〕描述成「清楚,不杂乱」(anākual)的原因之一。
  94. 269 例如Part II, 2, 注150-51;也见注177-79。
  95. 270 见Part II, 2,注218和尾注(2);这个增补显然是在解释Mp所引的另一个Mil的“version”。
  96. 271 见Part II, 2注94, 141, 179, 193。
  97. 272 Part II, 2, 尾注(1) = Mp-ṭ II 40, 1 – 52, 5。
  98. 273 见Part II, 2, 注141和尾注(2)。
  99. 274 参见Mp Ee I 55, 2-8以及〔本文〕Part II, 2的尾注(2)后段对此段文的修正。
  100. 275 Mp-ṭ II 55, 2-8,参考Part II, 2, 注141和尾注(1)。
  101. 276 Mp-ṭ II 42, 10。
  102. 279 见Part II, 2, 注119, 129, 130, 189。
  103. 280 这个比较当然是不足的,且未说清本来的Mp-pṭ如何地不「完整」(aparipuṇṇa)。上述讨论的缅甸Mp-pṭ写本只含有三集,且有许多省略(见Part I, 2.2和Part II, 1),Piṭ-sm 199-201所列的写本也是只有前三集(见Part I, 1.6)。
  104. 281 斯里兰卡有所有的三个新《疏》的写本(Sv-ṭ, Ps-ṭ, Spk-ṭ)(见Part I, 2.3)。Ps-ṭ也有一个缅甸写本(LPP, vol, I, p. 71, 寺院编号326),这表示这些疏也曾在缅甸被使用过。很可能还有更多这些《疏》的写本,它们很可能在上座部国家。根据仰光大学.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的写本顾问U Nyunt Maung,「缅甸寺院图书馆还有许多没有被编入目录的写本。」(1999年在仰光时的私人对话)
  105. 282 我们并不清楚为何上座部传统忽视某些《疏》(Sv-ṭ, Ps-ṭ, Spk-ṭ, Mp-pṭ)(例如第六次结集版),而只出版一些《疏》(Sv-pṭ, Ps-pṭ, Spk-pṭ, Mp-ṭ) —虽然那些未出版的《疏》的写本还在缅甸、锡兰的图书馆,而且依「第六次结集版」的前言,他们已收集、比较了「全部现存的《疏》」(见上文注80)。Mp-pṭ Be 1961 (p. ca)明确地说,〔第六次结集〕已编辑、出版所有在缅甸和缅甸之外的现存《疏》:evaṃ saṅgītim āropitassa pana tepiṭakasa buddhavacanassa attha-saṃvaṇṇanābhūtā yā ca aṭṭhakathāyo saṃvijjanti yā ca tāsaṃ atthappakāsanavasena pavattā ṭīkāyo saṃvijjanti manoramāya tantinayānucchavikāya bhāsāya ācariy’ ānanda-ācariya-Dhammapālādīni theravarehi katā,tāsam pi aṭṭhakathāṭīkānaṃ sadeīyamūlehi c’eva videīyamūlehi ca saṃsanditvā tepiṭakassa viya buddhavacanassa visodhanapaṭivisodhanavasena mahātherā pāvacanadassino saṃvaṇṇanākovidā pāṭhasodhanam akaṃsu,icc evam aṭṭhakathāṭīkāyo pamādakhalitādhikaparibhaṭṭhapāṭhānaṃ nirākaraṇavasena visodhitā c’eva paṭivisodhitā ca hutvā Buddhasāsanamuddaṇayantālaye samappitā suṭṭhu muddāpaṇāya.这段话和上述关于《尼柯耶疏》的讨论有所冲突(见Part II, 表II)。如果第六次结集编辑「出自缅甸与国外的」(sadesīyamūlehi c’eva videsīyamūlehi ca saṃsanditvā)「一切现存的[尼柯耶]疏」(yā ca tāsaṃ atthappakāsanavasena pavattā ṭīkāyo saṃvijjanti),为何略去Sv-ṭ, Ps-ṭ, Spk-ṭ, Mp-pṭ的写本?对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106. 283 当代的巴利学界似乎也和上座部传统(即第六次结集版)同样认为,极可能目前只存在一组《尼柯耶疏》(Sv-pṭ, Ps-pṭ, Spk-pṭ, Mp-ṭ)。参考Part I,表II;O.v. Hinüber, HPL, p. 167, §357;p. 173, §§ 375-376;A.P. Buddhadatta, Pāḷisāhityaya (Ambalamgoḍa: ānanda Potsamāgama, 1956), vol. 1, pp. 259-62;C.E. Godakumbura, Catalogue of Ceylonese Manuscripts (Copenhagen: The Royal Library, 1980), p. xxvii, n.1。
  107. 284 如Geiger § 31 (literature), nn. 5-6引用Fausböll的”Catalogue of the Madalay MS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JPTS 1894-96。